我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今日首次海试

设立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誓制度表明，我们的党和国家，我们的人民对宪法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宪法不再只是一个文本，不再只是一个仅以书面形式宣称自己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文本，而应该是一部活法，是一部治国理政必须遵循的，真正规范、制约国家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自由的，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能真正发挥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

对于宪法第9条的创意者到底是当时的首相币原喜重郎，还是麦克阿瑟？存在争论。1999年，日本政府确立了国旗和国歌的正式地位，但保证不将二者的象征意义强加于国民。

其对日本国内的影响，就是导致最大的护宪政党——社会党走向衰落。该党肯定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将宪法修改作为该党的基本方针。这部法律的正式名称是《关于日本国宪法的修改程序的法律》（平成19年5月18日法律第51号），又叫国民投票法。（三）2007年参议院选举与安倍首相的辞职 2007年7月，在参议院的选举中，自民党高举宪法修改的选举旗号拼死一搏，最后却遭到了惨败，联合执政的自民、公明两党在参议院中失去了过半数的议席。另外，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保守化思潮流行的另一动因。

保守派政治家出于现实政治需要，一直围绕宪法第9条主张修改宪法，并促成了国民投票法案的通过和教育基本法的修改。2003年至2006年，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对350起不唱国歌、升太阳旗时不起立等不爱国行为的教师做出了停职、罚款等惩戒处分。[17]证据是事实认定的基础，目的是为了保证审判的顺利与公正。

第三，如果调查涉及法官判决案件过程中的诉讼指挥，由于侵害司法独立，也不得实施。3.评估法院判决结果但不代替裁判。[⑦]更进一步而言，就美国调查权行使的实践来看，法院呈现四方面权能：第一，法院承认国会行使调查权，最高法院在1821年安德森诉邓恩案、1881年科尔本诉汤普逊、1927年麦克兰诉多尔蒂、1929年的辛克莱诉美国、1954年的瓦特金斯诉美国等案件中[⑧]，均肯定了国会享有的调查权，认为调查权是国会立法权的固有属性。换言之，其证词或证言不得作为后来对其进行刑事起诉的证据，但作伪证者例外。

司法部长或独立检查官均无权否决调查委员会关于请求法院发出强迫证人作证并同时准予免于刑事起诉指令的申请。在著名的Delanney v.United States[⑨]一案中，法院欣然说道：无疑，委员会在国会正当授权的宪法权力范围内合法行事，并且进一步申明司法部须接受这一结果，拖延案件审判确有必要。

[16] 参见刘练军：《司法独立不容个案监督——日本浦和充子事件之启示》，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调查权的目的是查明事实真相或者辅助立法，监督的目的是督促各机关遵守宪法和执行法律的情况。议会对政府行为进行调查和组成有关委员会的权力或权利，是议会真正成为民意机构和监督机构的重要宪法基础。[⑤] 参见郑贤君：《论国会调查权的宪法界限》，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1期。

组织上，人大调查权交由调查委员会行使。其四，疏于对调查权的价值、历史与目的深入辨析。1340年，议会指派委员会进行调查，这次调查被认为是议会行使调查权的先例。其所使用的方法就是语法分析方法，认为该条第一句相当于序言，是前言条款prefatory clause ，明确了目的，第二句是执行条款operative clause。

简言之，调查权是与审判权并行不悖的权力，其司法属性既是人民主权理论之下直接民主的体现，也是议会古老司法职能的现代残留。提供材料是义务主体的唯一义务，且提供的材料必须对查清事实是必要的，除此之外其对调查委员会不负有其他义务。

从理论上讲，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有权直接行使调查权，就特定问题展开调查，并作出报告，这是作为最高权力机构保留的直接民主权。该条款强调了义务主体如实提供材料的义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与监督法规定的调查权原则上应  排除调查范围之外。调查权与审判权并行不悖，其目的、范围、主体、程序和结果决定不同于监督权。2.法律审判是法院的排他性权力。调查委员会调查完成后，调查委员会必须向全国人大提出报告，但不要求全国人大必须根据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换言之，调查报告并非决议、决定的唯一依据。其三，对宪法文本文字不够重视，将自己的主观理解强加于文本所没有的意思之上。首先，第71条是一个单列条款，其立法目的在于明确调查对象及程序的特殊性，以此彰显与第61条全国人大权力和第67条全国人大常委会诸项权力之差异。

如美国国会主要运用调查权实现四个目的：辅助立。[⑤]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全国人大和常委会享有的职权，《宪法》第3条第三款规定了全国人大对行政、审判和检察机关的监督权。

[③]在上述四种调查权形式中，前三种形式主要涉及联邦议院职权范围内的事务，第四种形式则属于议院整体对公众的义务。尽管法律对人大调查权的规定较为全面，但仍存在一些不甚明确的问题，如调查权是一项独立权能还是辅助权能？调查权的权限范围及与监督权的区别何如？人大调查权与审判权的界限有哪些？等等，上述问题需结合宪法其他条款加以解释。

专门委员会享有的调查职权，并非宪法第71条规定的人大调查权。审指事实认定，判指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适用法律予以裁决。

[②] Louis Fisher, Constitutional Conflicts Between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 Princeton Univ.Press 1985.Page 153.See An Overview of Congressional Investigation of The Executive: Procedures, Devices,And Limititions Of Congressional Investigative Power. Syracuse Journal of Legislation and Policy. Spring,1995. [③] 甘超英：《德国联邦议院的调查权》，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1期。须在区分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政治审判与法律审判的前提下，明确有罪事实认定之职权应归于法院，法律判断是法院的专属权力，评估法院判决结果但不代替裁判，法院诉讼程序排除在调查范围之外。关键词:  调查权 直接民主 独立权能 监督权 审判独立 引言 判定调查权与审判权的界限如同界定其性质本身一样困难，原因在于作为议会古老司法职能的现代残留，调查权履行的权力与司法权近同。该条前款已经明确了调查是针对特定问题开展的，成为第二款解释的前提和定语。

初看起来，该说似乎自相矛盾，国会是人民代表机关，代表民意，何以须通过调查权彰显其与行政机关的同等地位？原因在于历史上行政之于议会的强势地位，他们有钱，亦有剑，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议会非通过强而有力的调查权不足以对行政官员及重大事件实行制约。[12] 参见李云霖：《人大调查权须厘清的三个误识》，载《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以及当上述对象有违法失职行为时，公民享有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调查权虽然可以就特定问题独立开展全面调查，查明事实真相，但是，在对于调查对象有罪事实的认定应是法院的专属职权，调查权不能作出有罪与否的事实认定与判断，其对于事实真相的还原应属于客观事实，而非法律事实，是否有罪应依照法院裁决。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早期立法、行政和司法都从属于王权，议会和法院是逐渐从王权中分立出来的，并且先分离出来的是议会和行政。其次，第71条前后两款并非孤立，而是相互联系。

参见[英]梅特兰：《英国宪政史》，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8页。各国议会都成立了数量不等的各种委员会，由这些专门委员会来行使调查权。《宪法》总纲于最后一段规定，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在一般情况下，调查权与审判权不仅不会产生冲突，法院还负责裁决调查权与行政权之间的争议。

人大调查权对应的义务内容是提供必要材料。第二，法院协助国会调查委员会开展调查，强制证人作证、提交物品和文件。

参见[英]迈克尔·赞德《英国法：议会立法、法条解释、先例原则和法律改革》，江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第242页。诉讼程序属于法院的自治领域，应排除调查权干预。

四、与审判独立的界限 调查权与审判权有可能出现权限是由审判独立的性质决定的。除前述差异之外，尚需厘定人大运行监督权过程中的各种调查。